肖朋生 说实话，我也没有考证“减负”是从何时提出的，但肯定最初是学生喊出，家长呼应，专家建议，媒体评论，最后由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国务院决策的。大概也有十几年了吧，效果怎样，现状如何呢？笔者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的身份，谈谈自己的判断与思考。 一 “负担”的来源 顾名思义，“减负”是指减去或减少不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课业中过多过难的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负担。那么这种负担来自于哪里？是谁施加的呢？首先，绝对不是学生本身，因为我做过一次调查，在“学习、工作、玩”中的第一选择是什么，结果选“玩”者达120%（还有部分学生举了双手）。是啊，“玩”是人之天性，何况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呢？ 其次，也不是教师。我最反对学校一有问题，学生一有问题，就把责任归结到普通而无奈的教师身上，教师几乎成了教育失败和责任的元凶，众人讨伐的对象——学生怨、家长骂、专家评、媒体炒、领导批。这是对教师的最大不公，甚至有人（包括家长、领导和理论专家）讲道：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一不会教的老师。也是对教师的一种人格的极大侮辱和伤害。其实这些人不懂教育“以人为本”就是“人性”的教育，而“人性”是有差异的：包括天生和后天、情商和智商。教育的作用只能是唤醒、摇动和推动，即一个心灵唤醒另一个心灵，一颗树摇动另一颗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而教育又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所有学生都能被唤醒，被摇动或被推动的，要不怎么还有那么多高考落榜生，甚至少年罪犯呢？所以我不认为教师是“负担”的制造者（最多也只是被动的），因为他们也希望学生快乐，自己轻松，但身不由己啊。 那么谁是“负担”的制造者呢？从逻辑角度讲，那就看谁与这些孩子有关联。首先，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未来，国家希望孩子们将来都成为建设祖国和服务祖国的栋梁之材，而且是拔尖的全才，而这种要求是通过课程数目、课程内容、课程难度、课程目标、考试大纲、考试制度和录取方式表现出来的。一个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要学那么多课程，有那么多的作业，有那么多考试，“负担”能不重吗？ 其次，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学校当然有责任培养他们，既想按教育方针全面培养他们，又希望他们参加各项活动、竞赛拿名次、夺金牌，还需要他们学习成绩优秀，中、高考能拿省、市或区的状元，升学率、上线率名列前茅。要实现这目标，少不了“增负”。 再次，就是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成绩差了，要赶；成绩好的，希望保持，甚至更上一层楼。都希望孩子考上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不顾孩子的兴趣和基础，买资料、请家教、上辅导班，以至于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当然更没有了童趣。所以很多城市出现学校减负，家庭增负；学校搞素质教育，家庭搞应试教育的现象。甚至有这样领导和专家，在教师大会上讲素质教育，减负增效，回家给自己的孩子请好几个家教或上几个辅导班。 二 “减负”受阻于教育现状1、教育投入 目前，国内教育不如国外教育好搞，内地教育不如上海、深圳好办，根本原因在一个“钱”字上。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达到国民财政收入的8%，而我国3%不到，八十年代陈云同志说过，要让教师成为人们羡慕的职业，羡慕的标准是什么？那就是月工资及福利待遇达到或超过当地国家公务员水平。国内除了深圳外，其它地方都没有达到，农村更差。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实现收费一贯制，每生每期200元，能干什么呢？如果一个初中学校按三个年级1000人规模计，总收入20万元，其中书抄费占了大头，其余开支还有维修费、设备费、水电费、活动费、教研费、差旅费……不仅谈不上教师的福利，就是维持正常的素质教育的经费都捉襟见肘。这样，也许不该减的负担也减了？这是迫于无奈。2、素质教育 要谈“减负”不得不从“素质教育”谈起。《国家基础教育纲要》明确指出，要改变应试教育现状，加强素质教育。关于什么是素质教育，其实很多人的认识和理解是片面或模糊的。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理解素质教育，对学生个体来讲，分外形素质和内涵素质，外形素质是指身心健康，表演才能及行为规范，内涵素质指思维能力、学习方式及精神品质。当今强调前者较多，如运动名次、艺术表演获奖等等，但研讨如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方法，主动积极向上的精神品质等方面是有欠缺的。以为多做练习，反复训练和考试是提高成绩的唯一途径，于是被动的课业负担就加重了。3、课程设置 要谈“减负”，不得不谈“课程设置”。目前的课程设置是不合理的，每个学生的认识水平和掌握知识的能力及学习知识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今开设的科目，有国家教材、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且地方教材要进入中考内容（地方有权），大量的科目抢占有限的每天6—7节课，还有社会实践课，从而压缩了主要的基本学科的周学时，而且这些科目的中、高考标准和难度是不变的，于是就出现了补课、加作业，向课外延伸的现象，负担自然就加重了。另外，目前的课改课程的难度也把握不够好，如初一的数学、科学，初二的物理都出现了原来高二才学的且较难的内容。还有一些科目小学、初中非常简单，而高中难度都陡增，跨度大，这又出现了负担的不合理分配。4、评价机制 据说本市某初中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错，升学率尤其是升重率很高。但据学生和家长反映，经常出现老师打学生的现象，凡是没按老师要求完成作业或没考出老师希望的分数，都会遭到老师的责怪和体罚。究其原因分析，还是教师心理压力过大，而造成心理压力过大的根源是评价机制出了问题。因为他们衡量教师和班级水平，只是看学生的分数和升入重点高中的人数及比例。因此，抓非毕业班就是抓人平分，抓毕业班就是抓升学率和升重率。这样，教师心理之大，学生的负担减得了吗？5、公平竞争 十几年过去了，应试教育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素质教育难以为继，除了北京、上海，其它省市的中学尤其是高中补课现象无法遏制，有人认为学校和老师看中的是钱，真是荒唐，深圳不收钱也补课，如何解释呢？其实深层次思考一下，还是一个公平竞争的问题。你看，上海、北京学生文化层次和教学条件相当，又是自行命题，所以竞争是相对公平的，而其它省市呢？全国命题或全省命题，农村、城市一样竞争，农村孩子为了生存和跳出农门，那种刻苦精神不用说，学校和老师也愿意苦中寻乐，甘于奉献和清贫——为了多几个孩子能考取大学而补课。应当承认，反复训练和考试对应试是有成效的，要不怎么有“存在就是合理”之说，爱因斯坦也说过，成功是一分天才加九分汗水。正是如此，城市中学包括重点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和保证生源充足，既要为了生存而补，也为荣誉而战。重点中学如此，其它学校不补行吗？因此，这种补课负担也是不公平的教育环境、不公平的竞争造成的。 三 离真正的“减负”有多远 我从教二十多年，经常遇到一些学生的父母和爷爷奶奶感叹：我们那时学习多轻松，哪有现在孩子们这么苦，负担这么重啊！不是也考取了大学吗？是啊，那时的他们是学习轻松，考大学容易，为什么？是那时提倡了素质教育？教育质量高？而今不如昔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大家都明白，50—60年代全国有多少人口，5—6亿，国家建设百废待兴，大学招不够，学生选大学，岗位任人挑，而今呢？人口翻一翻，达14亿多，城乡差别大，升学比例占人口比例远不如前，也比不上发达国家，尤其是岗多人更多，一个岗位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竞争的现象客观存在，即使考取一个一般大学还不一定找得到工作，何况更好的工作。试想，要恢复到50—60年代的人口和大学升学率及就业率要多少年？按人口负增长1‰计，从14亿降到6—7亿也得500年，因此，离真正的“共产主义”式减负（按需升学就业）还是很遥远的。因此，我们还是回到现实，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减负，减一点是一点，减总比不减好，毕竟，减负是我们每个教师所希望的。那么如何做呢？1、减少课程，降低难度 前面讲过，学生的负担首先是来自于“课程”和“考纲”，教育理论专家在编制课程和考纲时，只考虑到国家需要的“人才”的“才”，而忽略了“人才”首先是“人”，而“人”是有差异、有个性的，掌握知识的能力和认识水平是有限的，更不可能成为全才。即使现在提倡复合型人才，也是少数人才能达到，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才，只是涉足了解专业外知识稍多一些而已。事实上社会也不乞求全才。更需要各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和科研攻关人员。靠各拔尖专业人员的整合，去发展科学和技术。例如，航天飞行，系统分有好几个，如卫星制造、火箭制造、燃料动力、卫星轨道设计和计算、卫星轨道控制与数据分析、航天员失重训练等，各自的专业人员攻关，最后集体整合而成。而我们当今的课程实在是太多太难，按教育部门的评估要求，科科都要考，科科都重要，几岁，十几岁的孩子要学十几门课程，按每科每周布置1小时作业量，一周下来，晚上得十多小时做作业（主科作业更多），负担减得了吗？还不说这些孩子们对有些课程的认识根本达不到，如政治课里的经济学问题，初一数学里的税利问题。初二物理的光学问题等等。再就是大量的重复性内容，初中讲了高中还学，历史讲了政治又讲的类似问题依然存在。 所以，要减负首先从课程科目设置、内容多少、难易程度、考试目标、必修和选修的分类及比例等开始改革。专家们应很好地研究“人”，尤其是“几岁、十几岁”的“人”，只有把“人”和国家目标及需求结合起来了，才能编制出数目、难易、内容、层次、考纲、必修和选修分类合理、恰当的、受师生欢迎的、能减轻学生负担的课程。 2、撤消重点中学，改变评价机制目前，教育的不公平，除了城乡差别外，就是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的不公平。现在，政府一方面要求搞素质教育，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花大量资金重建扩建重点中学、示范学校等，招生收费政策也向他们倾斜，使二、三类学校办学摇摇欲坠，举步维艰，生死难求。这不仅是不公平竞争，也没有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因毕竟能上重点中学的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仍在普通中学、职高或中专。以至于社会上认为普通中学教学质量不高是教师不行。其实，教师行不行，很大程度不是看教师，而是看学校看学生。如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一个分到省重点中学，一个分到普通二、三类中学，几年后，重点中学的那个毕业生，有学生竞赛获国家或省级奖，高考升学率也高，而另一个毕业生呢？几年后，没有一个学生竞赛获奖（甚至根本没有竞赛的生源），高考也没考上几个，但他在摸索普通学生甚至双差生的教育和教学中可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人们总感到他的成绩仍没有前一个同学的成绩显赫，也就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工资福利更无法比。其实重点中学好多老师都是从普通中学做出了重大成绩后调到重点学校去的，为什么要去？因为那些学校的福利待遇好，社会地位高，由此，挫伤了大批二、三类学校教师的积极性。他们为了生存和名誉，为了达到明知达不到的升学率，不得不加班加点。而此时，重点中学都可以冠冕堂皇的搞素质教育，堂而皇之的减负，其高升学率照样也垮不下来，这就是真正的龟兔赛跑，结局可想而知。当然，重点中学的负担其实也减不下来，因为重点中学之间也在竞争啊！因此，撤消重点中学，均衡投资，扶植各类中学，统一调配老师（日本中学教育即如此），高中也就近入学，各类学校在教育部门统一设置课程科目和统一教学时间内公平竞争，“减负”才没有不平等的障碍之说。 另外，现在许多地方实行全员聘任制，并且一年一聘，实行末位淘汰制，聘上和落聘，主科和副科，一线和二线奖金待遇特别大，谁敢去搞素质教育，谁愿意“减负”？什么方法易出成绩，出好成绩？应试，即拼命做题，反复训练，高密考试，抢战时间和空间，成绩不会低，校长高兴，肯定不会下岗。相比之下，美国的中小学教师聘任制值得借签，一年合格，第二次就聘两年，两年再合格，再聘五年，五年还合格，再聘十年，十八年合格了，这个老师还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就将这些老师确定为终身教师。因此，我们的教师评价和聘任制度需要科学化、规范化和稳定化。3、教考分离，提高课堂效益 如果能做到撤消重点了，校校生源和资金平等了，教师待遇提高了，教师评价和教师评聘科学、规范和稳定化了，作为减负和素质教育的主体就有了平台，有了积极性，更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更能按照加德纳的人的多元智能理论，把学生培养成基础扎实、特长突出、有创造性的人才。但这还不够，还必需把桎梏中学校长和教师的枷锁——高考，从学校范围内剥离出去(不是取消高考)，建立高考社会化体制，使高考不再成为中学教育评价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指标了。 当然，即使教考分离，高考不成为学校的唯一评价指标了，也不意味着不需要教改教研，尤其是课堂教学。相反，我们更应该，也更有条件和信念进行课堂教学研究和改革。前面讲过，素质教育，不仅是多了一个特长，多了一些知识，而是开发潜力、培养思维能力和学会学习的素养。其实，我们过去学过的好多数学、物理、化学等等，在生活中有多少用呢？就说数学吧，生活中哪里遇到那么多几何问题？但我们在学习几何，证明几何题的过程中，自己的动手能力、判断能力、应用能力、想象能力、阅读能力及思维能力均得到了开发和培养，对人生多有价值啊！因此，那时的课堂教学就不是任务，不是负担，而应该是一种教师和学生互思、互动的、过程胜于结果的快乐。这样还会有“减负”一说吗？ [2005-1-12]
